癌症早筛是降低有效的手段之一，而选择专业、可靠的医疗机构直接关乎筛查的精准性与后续诊疗质量。随着医疗技术发展和公共卫生体系完善，从主导的免费筛查项目到医院的精准诊断，从基层社区服务到创新技术应用，多层次筛查网络正在形成。如何根据个体风险、地域资源和技术特点选择适宜的医院，成为公众践行“早发现、早治疗”理念的核心环节。
专科肿瘤医院在技术专精度和经验积累上具有显著优势。国内机构如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东肿）连续位列复旦版肿瘤专科排行榜，其肺癌、消化道肿瘤的早期诊断能力依托于高分辨率影像设备和分子病理检测平台，可为高风险人群提供低剂量螺旋CT、液体活检等精准筛查。区域中心型机构如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则针对地域高发癌种强化专项能力，例如华南地区鼻咽癌高发，该中心通过EB病毒抗体联合鼻咽镜的筛查方案，显著提升早期检出率。
综合医院的多学科协作能力为复杂风险人群提供便利。例如广东省人民医院整合肿瘤科、影像科及遗传咨询团队，对具有家族史或遗传突变（如BRCA1/2）的个体，可同步完成乳腺癌超声、卵巢癌标志物检测及基因风险评估，避免多次转诊。上海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则通过“风险评估+精准筛查”模式，2024年曾在一对夫妻中同步检出早期肠癌，凸显其综合风险评估和筛查能力。
基层医疗机构在公共卫生筛查项目中扮演关键角色。济南市80余家社区中心承担重大公卫项目，为45–74岁居民提供五大癌种（肺癌、乳腺癌、肝癌、上消化道癌、结直肠癌）的初筛问卷和生物学检测（如乙肝表面抗原、便潜血），高危人群可转诊至定点医院免费接受胃肠镜等深度检查。珠海高新区通过三甲医院赋能社区的模式，由市妇幼保健院专家协同家庭医生团队开展“两癌”筛查，实现园区内工间快速检测，2025年已完成37例高危人群的绿色通道转诊。
公卫项目降低重点人群筛查门槛。我国城市癌症早诊早治项目覆盖20余省份，济南2025年计划在5家定点医院提供免费筛查，高危人群通过社区初筛后可直接预约专业检查，如低剂量CT（肺癌）、乳腺X线（乳腺癌）等，筛查后7个工作日内获取报告并配套随访服务。此类项目优先保障资源匮乏地区，但需注意五年内仅限参与两次的限制。
多学科联合门诊（MDT） 提升高风险人群筛查效率。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开设遗传性肿瘤MDT门诊，整合基因检测、影像学和临床诊断，对林奇综合征、家族性腺瘤性息肉病等高危群体动态监测方案，如APC基因突变携带者从20岁起每年结肠镜检查。北京协和医院则推出“健康管理包”，基于NCCN指南为中国人群适配筛查频率，例如肺癌高危者年度CT，乳腺癌高危者视情况联合MRI。
全周期健康管理成为高端医疗服务方向。部分三甲医院推出付费筛查套餐，如北京协和部的“肿瘤早筛全项”，涵盖PET-CT、肿瘤标志物panel和专项遗传咨询，单次费用约1.5万元。更前沿的是，广州、上海多家医院引入潘多姆检测技术，通过巨噬细胞吞噬标志物Apo10/TKTL1评估全身32种实体瘤风险，一次采血即可预警原位癌病变，阳性值达82.1，为后续影像学精查提供依据。
新型检测技术正突破传统筛查局限。除潘多姆检测外，燃石医学等获ISO15189认证的实验室提供多基因联合检测（如6癌种早检产品OverC），通过血液样本同时分析甲基化、突变片段，临床数据显示对I期癌灵敏度达69.3。日本癌研有明医院则采用“全身MRI+肿瘤代谢物分析”，可识别毫米级微小病灶，但成本较高（约2万人民币），适合经济充裕且具强烈家族史人群。
风险评估分层是优化筛查资源的核心。2025版上海协会《筛查推荐》提出“风险量化-分层管理”策略：
标准化体系是筛查准确性的基石。WHO强调筛查项目需通过循证验证（如随机对照试验证明下降），并配套质量控制链。我国癌症中心要求筛查医院具备：
资源下沉与健康公平仍面临挑战。一线城市三甲医院集中了优质资源（如东肿的结直肠癌镜下治疗98），但挂号难（特需号溢价至1500元）、候诊久（入院平均等待4周）问题突出。反观县域医院，虽设备覆盖率提升（2024年县级CT装机量达97），但医生经验不足易致误诊，如早期肺癌磨玻璃结节误判率高达30。远程会诊和家庭医生协作（如珠海模式）是破局关键。
癌症筛查的医院选择需兼顾技术能力、服务模式与个体风险：高危人群应优先选择专科医院或综合医院MDT门诊，利用基因检测和影像精查实现早诊；中低风险人群可依托公卫项目或基层机构完成初筛；而新兴技术如液体活检、全身扫描，则为经济允许者提供更无创的选择。
未来筛查体系需向三方向突破：一是普及风险分层工具，避免过度检查；二是通过AI辅助诊断（如肺结节AI识别系统）提升基层准确性；三是完善筛查-诊断-治疗转诊链，如济南项目中的社区与定点医院联动。正如上海市协会理事长陈震所言：“癌症防治需个人、医疗机构、社会共同参与”——选择正确的医院，正是这一协作链的起点。
